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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念留守兒童章子欣

2019-07-17 15:21 人氣:

  7月12日,浙江省寧波市象山縣,失蹤女童章子欣的父親在亂石灘上長時間佇立,望著大海。他對著大海呼喚女兒,紅著眼睛解釋:“我朝著大海喊女兒的名字,她就會讓我看見……她就會浮起來。”7月13日下午,章子欣的遺體在象山海域被找到。她于7月4日被家里的兩名房客帶走。視覺中國供圖

 
 
  關于9歲女童章子欣短暫的一生,我們所知甚少。她是浙江淳安人,長發,圓臉,戴著紅框眼鏡。多數人從尋人啟事里知道了這些,但也僅此而已。
 
  她是一名鄉下的小學生,原本正在放假。暑假剛剛開始,她暫時脫離了學校生活,回到了父母不在家的那個家中。7月3日,她獨自將從學校得到的學期獎狀貼到了家里,第二天她就被租住在家里的兩個壞人帶出了門。10天后,東海的一位漁民發現了她漂浮在海面上的小小的身體。
 
  這是一個標準的農村留守兒童,在她孤獨的生命中,有伺弄果園的祖父母,在遠方工廠里的母親,以及在更遠的遠方打工的父親。她有4年沒有見到母親了。根據那位母親的回憶,母女倆最后一次通電話,距今也已經超過了3年。這幾年間,第二和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的用戶大規模完成了向第四代的遷移,人與人之間更加密切地聯絡著,但章子欣的5歲到9歲,像是處于某種信號的盲區。
 
  世人仍在猜測兩個壞人為什么要帶走章子欣,案件的偵查也還沒有定論。他們是從廣東來的兩名短期租客,而這一男一女兩個犯罪嫌疑人在她被漁民發現之前已經自殺了,恐怕再也沒有人能夠講清楚,她最后這段路程到底經歷了些什么。
 
  現在我們知道:對女童章子欣的保護也存在著一些盲區,而且是致命的。
 
  從時間上來看,這個孩子處于一個監護薄弱環節——暑期。同一時間,城里的許多同齡人正在參加熱熱鬧鬧的暑期夏令營和輔導班,像她這樣的農村留守兒童暫時告別了學校的監管,如果再缺乏家庭的有效看護,暑假不僅孤單,而且危險。一位農村教師曾形容,暑假是農村孩子的一場“夏眠”。
 
  每到暑假,都有不少關于兒童出事的新聞,他們溺水、被性侵、被拐賣,或者遇上別的意外。鄉村的池塘邊會立起“游泳危險”的警示牌。我少年時代的一個玩伴就喪生在池塘,他由伯父照顧,父母都在外地。直到接觸“留守兒童”這個概念我才意識到,他就是。
 
  壞人在暑假對章子欣下手,等于選擇了天然的有利時機:那是一個孩子受到注意最少的時候;平時從課堂上帶走一個孩子則沒有那么容易。
 
  現有的農村留守兒童救助保護機制中,包括一種強制報告機制,要求學校、醫療機構、村委會和居委會等一旦發現這些孩子脫離監護單獨居住生活、疑似遭受家庭暴力、疑似遭受意外傷害等情況,“第一時間向公安機關報告”。
 
  問題在于,章子欣并沒有單獨生活,也沒有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或意外傷害。在出事之前,她不符合任何需要強制報告的情形。需要報告的時候,也正是她出事的時候。絕大多數留守兒童都屬于此類。
 
  對這個女童的保護,也許需要一種更強有力的“假日強制報告機制”。當她從學校放假回到社區,保護機制的每一環都必須對此立即知情。她還可能需要一種假期的日間照料。盡管一些人反對舉辦名目繁多的假期輔導班,認為它們加重了孩子的負擔,但對農村留守兒童來說,輔導班反而是一種保護,哪怕不是為了學業強化,而僅僅是考慮到人身安全。在農村的假期,這個領域仍存在一定的空白:私立輔導機構在這里沒有多少利潤可圖,公立學校不允許校外補課,那些短期的志愿服務不管在效果還是規模上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。
 
  女童章子欣的暑假就這樣開始了。
 
  心理學上有一種“瑞士奶酪模型”:每一個環節都像一片奶酪,上面存在許多小孔,奶酪疊在一起,通常沒有什么意外。但當一些小孔湊巧疊加在一起,風險因素就像光線一樣,透過所有的小孔,導致意外的發生。
 
  在章子欣的生活中,可以找到這些小孔。隔代撫養她的祖父母輕信于人,同意兩個外人帶走了她——第一個小孔;她的父親從遠方提出了沒有什么效力的反對,并且連續幾天都沒有采取法律意義上的阻止措施——第二個小孔;她被帶走后,家人找“村里的高人”算了卦,結論是孩子沒事——一個荒誕的小孔;她被帶走之前,祖母曾經告訴過其他村民,兩個外人要帶孩子外出,聽聞此事的村民雖然提示了女孩被拐的新聞,卻依然沒有人采取行動——一個小孔;兩個陌生人曾在暑假前去接章子欣放學,學校沒有注意到這一點——又一個小孔;祖父母對外出租房屋時非常隨意,否則村委會也許來得及注意到這兩個外人——該死的小孔又出現了。
 
  一個又一個小孔疊在了一起。女童章子欣掉了下去,然后在億萬人的提心吊膽中離開人世。
 
  即使漏洞并不存在,別忘了還有魔鬼候在一旁。這一次是廣東兩個窮得只剩31.7元的男女偽裝了自己。在別的案例中,魔鬼是其他身份。大灰狼總是會偽裝的,不管是窮途末路,還是富得流油。在豪華酒店猥褻女童的江蘇富豪王振華和強奸了14個幼女的河南富豪趙志勇都精于偽裝:他們分別推出過與保護留守兒童有關的慈善項目,但他們同時貪婪地等在這些小孔旁邊。
 
  最壞的情況都發生在章子欣身上。她失蹤后,先后有500多名警察被派去尋找她。相隔甚遠的攝像頭陸續看到了她。她那幾天被帶著趕了很多的路:從浙江去了福建,從福建去了廣東,然后回到浙江。僅7月6日這一天,她的行程就超過了1000公里。
 
  7月8日上午,章子欣離家的第5天,她的祖母去了派出所,第一次就她的失蹤報了警。根據事后的案情通報,那可能是她已經出事的時刻。而就在那個時候,她分居多年的父母去了民政局,辦理了離婚手續——從法律上來說,這個“留守兒童”也正式成了“單親孩子”。這個社會對困境兒童的定義范圍不外乎那么幾類,她占了其中的兩類。她身上疊加的是多重的不幸。
 

  在所有已知的事實當中,這聽起來是尤為殘忍的:在一個孩子走向生命終點的途中,又一個不幸降臨了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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